大清王朝真正的掘墓人——张之洞

大清王朝真正的掘墓人——张之洞

说到近代以来，哪场战争算是真正让中国大门敞开，有人可能会想到第一次鸦片战争，也有人会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。

但其实，让中国人真正从自视为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彻底清醒过来的，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。

过去一直跟着中华文化圈走的日本，一下子打败了亚洲最厉害、世界排第九的中国北洋舰队。

要是说以前跟西方那些船大炮强的列强打输了，还算留点颜面，可这回，跟同样在变革的日本对上，竟然把国家花了30年心血建的北洋海军全给赔进去了，这一下，可真是把脸都丢尽了。

清朝政府面临生死关头，整个国家从上到下，都陷入了深深的自我质疑和创伤后应激反应里。

北洋打了败仗后，李鸿章就没啥权势了，那些原本反对他的清流派大臣，因为战时推卸责任，也大多不再被重用。这时，地方上有势力的大臣张之洞趁机崛起，成了李鸿章之后，掌控晚清大局的关键人物之一。他写了本叫《劝学篇》的书，这本书可以说是清政府最后十几年的思想指导，他还带头搞了不少改革。

本该是个能扭转大局的重要人物，可他去世后，人们对张之洞的看法就变得有好有坏。有人赞他是晚清最后的忠心能干的大臣，也有人骂他是清政府的终结者。到底哪种说法对，哪种说法错，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议一议。

【一、千年未有之变局，古今中西大交会】

张之洞刚开始做官的头十几年，是个地道的传统官员。后来他逐渐成长为清政府改革的主要推动者，这都是靠他一步步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出来的。说到底，个人的前途既要看自己的努力，也得碰上好时机。

张之洞小时候学的都是正宗儒家学问，当上官后，他先在浙江、湖北、四川这些地方当了十多年的教育官员，又做了四年专门给皇帝提建议的官，后来还当上了山西巡抚。

这段时间，张之洞一直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里，他脑袋里的西学知识少得就像牛肉拉面里的肉片—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
在四川当学政那会儿，他写了本《书目问答》，里面记了2200多种书。大都是咱们中国的老书，只有一点点是明清时候传教士写的，像《职方外记》、《坤舆图说》这些。后来他去京城做了言官，还是主要宣扬六经的主要思想，把维护道德教化当作自己的责任。

晚清时候，局势动荡不安，清政府里里外外都遇到了大麻烦，中国正经历着“千百年来最大的变化”。那时候，只要是心里装着国家大事的中国有识之士，都得好好琢磨琢磨，中国到底该往哪个方向前进。

对朝廷里的大臣们来说，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往往会和权力的争斗搅和在一起，张之洞作为“清流”一派的代表人物，他的发迹之路也与此息息相关。

“清流”派别在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在位时开始崭露头角，那段时期被人们称为“同光中兴”，就像是清朝快要结束时的一阵短暂复兴。那时候，洋务派的领头人恭亲王奕訢和有名的大官李鸿章手握大权，深受慈禧太后的信任和重用。

同治帝不太行，清朝实际上是慈禧在当家，慈禧太后心里最惦记的就是怎么紧紧地把权力抓在手里。

她觉得管理国家就像玩跷跷板，一边呢，像奕訢、李鸿章这些搞洋务的人势力太大，不平衡了可不好。因此，她打算提拔“清流党”，好让他们能拉住那些热门的洋务大臣，这算是皇帝管理国家的小手段吧。就这样，张之洞他们这些“清流派”开始崭露头角了。

到了这个时候，张之洞还在埋头苦读圣贤的经典，致力于为百姓谋福祉，可以说是传统教育和官场里的超级学霸。

到了1881年年底，他成为了山西巡抚，真正负责起山西省里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一大堆事情后，才感觉自己以前学的那些东西不够用了。

与此同时，看到他身边的其他官员通过搞洋务，让自己管辖的省份在钱财和军队上都变得很强，这让他心里既羡慕又想跟着做。于是，他也在山西搞起了一系列的洋务活动，像成立洋务管理机构，请洋务方面的高手，开办桑棉局，训练新式军队等等。

1884年，咱们中国碰上个大事儿，就是跟法国打的那场仗，叫中法战争。那时候，张之洞被调去当了两广总督，也就是管着广州和广西的老大。他跑到中法战争的最前线，亲自指挥打仗，还负责给军队提供物资啥的。

经过残酷的战争和他所目睹的后果，他深刻体会到中法之间的巨大差异，这让他在支持洋务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。从前面的叙述不难看出，张之洞是个爱思考理论的人。当时，辜鸿铭作为张之洞的助手，他发现张之洞那时已经有了“以中国传统为根本，借鉴西方实用学问”的想法的初步形态。

过了几年，时间来到了1889年，张之洞当上了湖广总督，这时他的洋务工作做到了最好。

他不仅照搬了在山西的那一套，还重拾起老行当——教育，不过这回他没开传统的书院，而是对传统书院进行了改良，还搞起了新式学校。

他现在已经明白，西方看起来强大是因为军事，但归根到底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厉害。

中国的老学问大多讲的是道德伦理方面，跟西方比起来，少了些“专业研究”，比如外交、农业、政治、手艺技术和商业这些知识。

他对西方的了解和行动，这时已经超过了他的前辈，像曾国藩、李鸿章这些人。后来者超过了前人，他管理的湖南成了当时中国思想最开放的地方之一。

从甲午战争那一刻起，中国就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局面。这场战争的失利，就像是给晚清的各种政治力量来了一次大重组。

出了岔子总得有人担责，李鸿章和他的淮军落魄了，清流派又重新得势，朝廷里“帝党”和“后党”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，袁世凯这时也趁机崭露头角。这些势力间的明争暗斗，影响了之后中国的走向，直到清朝结束都没停歇。

张之洞因为跟清流派关系紧密，加上他主持洋务取得的显著成绩，让他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，李鸿章下台后，他变成了最重要的地方大官。

他在戊戌变法时写的《劝学篇》，汇聚了他的治国理念，可以说是他对“中国未来发展方向”这一问题的回答。

大家常说“中学为根本，西学来帮忙”是洋务派的主张，但其实这个想法真正成型是在戊戌变法那会儿。甲午战争让洋务派倒了霉，可大家并没因此扔掉这个观念。说来也怪，真正让这想法过时的，竟是它的提出者张之洞。

为啥呢？

【二、张之洞到底是维新运动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？】

甲午战争失败后，晚清各路人马的位置来了个大变动，同时，也让中国的精英们思想上遇到了大麻烦。以前跟西方打架老输，他们心里或许还不太服气，但现在，他们是真的口服心也服了。

而且这次我们的对手还是日本，一个跟咱们一样属于“中华文化圈”的东方国度，他们通过维新变法学习西方，短短几十年就超越了咱们，把中国打败了。

所以在1896年，清朝政府送了13名中国学生去日本学习，这标志着中国人去日本留学的第一次热潮开始了，鲁迅也就是在那时候去了日本。

说起来，甲午战争失败后，影响最大的事儿就是戊戌变法了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1895年，康有为、梁启超他们一起上书给朝廷，要求改革。从那以后，维新派的这些人就在北京、天津、湖南这些地方办报纸，宣传他们的新思想。

1898年，光绪皇帝会见了康有为，还给一些支持变法的人封了官。到了6月11号，光绪皇帝发布了《定国是昭》，这标志着维新变法开始了。可惜啊，只过了103天，慈禧太后就搞政变，支持变法的人要么被杀，要么逃跑，变法就这么失败了。

这么说来，维新变法的主角就是康梁他们那一帮维新派，而“后党”则是站在对立面的。但事情真的就是这样吗？

历史学家陈寅恪曾经记录下自己对戊戌变法的看法：

那时候提到变法的人，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来源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在咸丰年间，老祖宗也去考了进士，住在京城里。他亲眼目睹了圆明园被烧，伤心欲绝地回了南方。从那以后，无论是管理军队还是百姓，他都更加明白，中国的老一套方法非得改改不行了。

后来结识了湘阴的郭筠仙侍郎嵩焘，对他非常佩服，认为他有独到的忠诚和广博的见识。我父亲也经常和郭侍郎一起讨论文章和学问。郭侍郎呢，他也赞扬西方的做法，但当时的一些士大夫却把他看作是背叛国家、危害民族的坏人，大家都恨不得杀了他才解恨。还有南海的康先生，他研究今文《公羊传》，借着孔子改制的名义来宣扬变法。

他们和那些想通过借鉴西方来改变中国老规矩的人，原本就不是一路的。所以，我们的祖宗看到义乌的朱鼎甫先生在《无邪堂答问》这本书里反驳了南海公羊的春秋学说，非常赞同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我们家主张变革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了。”

陈寅恪提到的“先祖”，指的就是他的爷爷陈宝箴。那陈宝箴是个啥大人物呢？他是清朝末年很重要的官员，1894年就当上了直隶布政使，管的是老百姓的事儿，后来又做了湖南巡抚，跟张之洞关系铁得很，算是张之洞那一伙儿的。而且啊，张之洞和陈宝箴他们这一帮人，在当时清政府的官场里，是最大的政治团体之一，也是最想搞革新的那一拨人。

不过，他们在维新这件事上，意见很不统一。

说到改革，大家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王安石和张居正这两个人，他们搞的改革最后都没成功。这足以看出，改革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谭嗣同为了维新变法丢了命，他生前说过：“各国的变法，都得从流血牺牲开始。”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改革就是要重新分蛋糕，肯定会动到某些人的奶酪。

像“戊戌变法”这样的大改革，会惹到很多有利益关系的人，不光是“后党”，还有那些不懂变通的老官员。怎么让手段符合目的，可能是每个改革者都得头疼的事儿。看起来，张之洞有可能会站在康有为那边。

康有为推动维新变法那会儿，他去见了张之洞。维新派能在直隶和湖南办报纸，想必也得到了些当地官员的暗中点头。康有为跟张之洞聊完后，回去就在日记里写，觉得这次见面挺顺利。可张之洞这边呢，对他印象不怎么好，觉得他的维新变法想法有些不对劲。

这就像是陈寅恪说的那句，“研究今文公羊学说时，康有为硬是把孔子的改革思想跟变法扯上关系”。说白了，就是康有为有点儿生拉硬拽，故弄高深。而那些朝里的维新派官员呢，因为他们更懂治国之道，也经历过更多政治风浪，所以他们搞维新，手段会更温和，也更见效。

事情真的是这样吗？没错，确实是这样。

张之洞在维新变法那会儿，总体上是支持新思想的。所以，他在1898年5月5日写出了《劝学篇》这篇文章。

对于张之洞为啥5月份发布《劝学篇》，大家看法不同。有人认为他是想讨好慈禧，有人觉得他是想抢维新运动的主导权，还有人说是他想慢慢推动改革。

大家都明白，研究历史得看历史资料。历史学家孔祥吉呢，他看了一些以前没人用过的档案，然后得出个结论，说张之洞是清朝高层里头，一个使劲儿劝慈禧搞立宪的大人物。

最有趣的是《劝学篇》发表后的反响，短短十天里就连印了三次，而且还赢得了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好评，真是个处理关系的高手。

戊戌变法没能成功，但张之洞的位置还是很牢靠，他甚至和慈禧太后联手，一起推动了清末的新政改革。

同时，《劝学篇》里的不少想法，对清末新政改革措施的制定起了主要作用，最关键的是取消了科举制度，这一做法，让“以中学为根本，西学为辅助”的观念彻底崩塌。

这是怎么达成的呢？

【三、《劝学篇》的影响和新政的总设计师】

反正甲午战争输了之后，中国人都明白了，西方的学问是非学不可了。维新的人通过办报纸来推广，革命的人则用暗杀和炸药来行动，但最关键的还是得靠教育，得看清政府怎么制定教育政策。

这里主要有两个关键点：废除八股文，改用策论考试，同时取消科举制度；兴办新式学校，还派人出国留学。通过这些改革培育出来的新型人才，逐渐成为了知识分子的主要力量，这样才算是一步步走过了梁启超所说的“过渡时期”。

这些事情的背后策划者，其实都是那些掌权的大人物，比如说张之洞、孙家鼐、严修、徐世昌等人。

这里得说说徐世昌，清朝结束后，他还做过民国的大总统呢。再说蔡元培，后来成了北京大学的校长，早在1906年，他就在京师译学馆这个政府办的新学校里，教了一个学期的语文和西洋历史。

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，清政府就迅速垮台了。那时候，并没有出现像明朝灭亡时士大夫们纷纷以死报国、尽忠的情况。这背后的原因有不少，但很关键的一点是，中国的精英们思想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。

这些事情啊，都跟张之洞和他的《劝学篇》关系紧密。到了1901年，局势糟糕得连慈禧太后都觉得，要是再不改革，她的皇位和大清的江山可能就保不住了。所以，一场轰轰烈烈的“新政”就这么拉开了序幕。

为了让新政搞得好，慈禧太后叫官员们出主意想办法。这里面，最有影响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一起写的三个奏章，大家把它们加在一起叫做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》。

张之洞主导起草了一份奏折，里面详细讲了要办学校、练新军队、鼓励工商业和裁掉多余官员等改革办法，这简直就是新政的大致规划。说他是这个计划的总设计师，那是一点都不为过。

如果你认真对比下“三折”和张之洞的《劝学篇》，就能发现，“三折”里提到的27条变法办法，其中有21条和张之洞在《劝学篇》以及其他奏折电报里说的差不多，可以说是，清末的新政就是以《劝学篇》为根基的。

清朝末年，政府搞了个大动作的新政改革。在教育这块儿，不光是新办了学校，还让学生出国留学，更重要的是，把科举制度给取消了。这一招，算是彻底让“以中学为根本，西学来辅助”的老观念没了活路。

为啥呢？

【四、阴差阳错的掘墓人】

张之洞觉得，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是想在变革时期的中国保住儒家文化的根本，守住“道统”。而在慈禧太后这些保守派看来，这是为了稳固清政府的统治。不过，这个理想得靠很实际的东西来实现，那就是科举制度。

老一辈的中国人认为“书读得好就能当官”，他们苦读经典，参加科举考试，一旦考中便能步入仕途，这可是条清清楚楚的“升官发财道”，实实在在是为了谋生。有了这条路，培养出来的人自然都信奉儒家思想。但现在，科举制度被废除了，这条路也就走不通了。

新的出路出现了，那就是去新式学校教书，有了国外的文凭，就能进政府、军队或者各行各业。考试的内容也不再是那些四书五经、诗词歌赋了，而是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外语和各种专业知识。而且，现在社会上对新知识越来越渴望，不少知识分子开始搞翻译、编新教科书、办报纸啥的，不再只是吟诗作文了。

老土壤没了踪影，新土壤上冒出新种子，它们飞快地长成大树。那个曾引发众多争论，甚至政治风波的“中学打底，西学帮忙”的观点，就这样悄悄地没人提了。

1909年，张之洞离世了。过了两年，辛亥革命就发生了。这次革命的引爆点，竟是清政府自己训练出来的新军，地点就在张之洞管理了二十多年的武昌。

不清楚这是不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。

参考材料

茅海建写了本书叫《戊戌变法的另一面：读“张之洞档案”有感》，201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

茅海建在2015年11月澳门大学历史系举办的“重新审视晚清”学术会上发表了演讲，题目是《大清为啥就没了？》，之后他在2016年1月对这次发言做了修改。

茅海建在《中华文史论丛》2011年第3期里写了篇文章，讲讲张之洞、陈宝箴和湖南的维新运动。

茅海建在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13年第1期上写了篇文章，讲的是张之洞和康有为第一次见面，还有他们一起弄的上海强学会和《强学报》。

冯天瑜和何晓明在《历史研究》1991年第3期里，讲了张之洞怎么从清流派变成了洋务派的思想转变过程。

辜鸿铭写的《说说张之洞那些事儿：张文襄的幕僚回忆》，是新锐文创2018年出版的。

王天桥和金凤写了篇文章，叫《荀子、福泽谕吉、张之洞〈劝学篇〉里的学习观点解析》，发表在《太原理工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17年6月那一期上。

郭道平写了篇文章，标题是《“群学”碰上“道统”：严复和张之洞的思想大战——聊聊他们的两种<劝学篇>》，发在了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15年的第6期上。

陈钧和任放写了篇文章，标题是《张之洞和辛亥武昌起义——也说说政治家怎样不经意成了历史的推手》，发在《湖北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1991年的第六期上。

李细珠写的《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（增订版）》这本书，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，出版时间是2015年3月。

陈寅恪的《寒柳堂集》是2001年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。

石泉写的《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》这本书，是1997年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。